1月31日凌晨，WHO将武汉肺炎定为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这对中国经济将带来重大影响。世卫组织此次决定的有效期是3个月，3个月后将再次评估。这3个月是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窗口期。我国很多中小企业本就面临资金短缺的状况，50%的中小企业流动资金净支出也就是维持在3个月左右，如果这段时间里，企业因为无客户、无原料、无职工或无场地等等不能营业，就意味着一大批中小企业的死亡。众所周知，中小企业在我国就业、税收、技术创新和GDP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和比重，一批中小企业的阵亡，必然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影响。

当前，在防疫的同时，必须开始着手抓经济，防疫和经济工作两手抓，双线作战，一边救人，一边救企业。经济是底盘，经济发展是我们应对疫情的底气，底盘要稳，底气要足，要防止因疫情而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我们应当保持冷静客观的估计。

按目前估计，延迟开工和封路也不会持续3个月以上，只能说，这3个月里企业经营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经济发展的整体速度放慢了，但不是变成零增长。不需要过度恐慌。

对制造业和工业来说，有影响，但影响不是特别大。我国出口本来受中美贸易战影响，东南沿海制造业企业早就有所准备，某些外国订单可能会推迟交货，或者有所减少，但是从去年开始，国内很多制造业企业已经开始做准备，开始重视国内市场的开拓。中国的制造业产业链仍然是全世界最为完整的，可见的几年内，传统制造业的竞争力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替代。这次疫情还可能会催生一些新型制造业企业，比如保健、养生、居家消费等新型消费品产业。

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高达50%以上，与第三产业相关的制造业必然受到连累。另外，这些年制造业也在服务化，这部分服务型制造业的业务量也在下滑之列。

本来，由于高铁、高速公路等现代交通的发达，城乡人口流动、区域人员流动都在加强，又赶上春节假期结束，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城市青年回乡探亲后返城，这时，为防止疫情扩散，一些治理措施一时难以顾及到经济影响，造成整个经济运行的“肠梗阻”。人员出行、商品流通中断，短期内物价上涨，支出增加，给企业经营带来普遍压力。

中国经济已经高度全球化，WHO的决定，对东南沿海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已有60多个国家对中国公民实施入境限制并进而影响到贸易往来，一些国家开始陆续撤侨。会不会导致进一步的撤资、撤厂？会不会引起中国企业的大面积违约丢单？会不会影响到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安全？这些都有待进一步观察和评估。

为此，我们建议，在疫情稍微稳定之后，也就是在2月底前后，国家层面应该开始出台遏制经济下滑、恢复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政策，而对中小企业，则应及早出台特殊的保护性政策；如果疫情继续扩大，延续时间超过三个月，建议在国家层面成立“疫情时期经济工作特别领导小组”，专抓经济工作；如果延续时间超过半年，则应成立“国家恢复经济紧急委员会”，适当采取战时经济体制，如国家采购、定额供给等等。

应当对2016年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做一些适当的调整，把以往偏重于“收”的政策，调整为“放”为主；一些可批不可批的基本建设项目要开始重新启动；房地产、金融、环保，乃至于反腐、党建、外交工作，都要服务于经济恢复工作；要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定向放水，为中小企业短期流动资金提供无息贷款；国家财政拿出真金白银补贴中小企业，如房租补贴、职工的五险一金补贴，根据疫情发生和结束的时间，相应的给予营业税、所得税减免。

疫情期间，中小企业自己也应有一些自救政策，生存第一。比如说弹性工作制，用工制度、考核方法乃至于商业模式的改变等等。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家庭，也应做出疫期应对方案，有备无患，共克时艰。

总体来说，我们对中央政府应对疫情的能力，充满信心。我们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我们还有一支绝对听从党指挥的军队，这就是我们的体制优势。但是，恢复经济可能需要的是另外一套思路，另外一套政策。我们希望尽快实现频道转换，至少从现在起，防疫和经济工作两手抓。一旦渡过最坏时刻，迅速回到经济建设中心工作，着实推进启动内需和加快城市化的改革举措，把中国经济稳定向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