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创办大的慈善基金

　　新京报：外界封给你的名头有很多，包括商业领袖、开发商，慈善家，足球俱乐部老板等等，您个人最钟意哪一个？

　　王健林：慈善家。我始终觉得财富积累到一定量之后就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不可能自己把所有的财富都花完、潇洒掉。很早之前我就说过我追求财富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要创办大的慈善基金，成不了全球最大，成为中国最大也行。我的预想也在顺利地推进，说明自己的愿望以及目标逐步在实现。而且我也是国内第一位企业家在中华慈善总会的名誉会长，我个人对此也比较看重。

　　新京报：2011年在外界看来你非常忙，无论是经济论坛，还是体坛，包括万达在全国各地的万达广场开业，都能看到您的身影。忙了这么多事，最满意的是哪一桩？

　　王健林：最满意就是我在文化、旅游方面两个项目的投资。文化是五年前，旅游是三年前，正式介入这两个行业。当时我投资文化的时候，十之有九反对，包括公司内部人都认为不可行。可是现在你看，商业地产与文化产业起到了互相支撑的作用。

　　我做这两个产业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赶哪个政策、赶哪个形势，我主要是为万达集团后二十年，储备竞争优势。

　　房地产不是一个“坏”行业

　　新京报：对于万达集团，人们的认知是从足球起步，熟知起来却是通过地产开发。万达是怎样进入房地产这个领域的？

　　王健林：下海选择房地产行业，我认为选择是正确的，因为房地产毕竟原始积累较快。万达能有今天的规模和发展，如果当时不是做房地产而是做其他领域，可能没有这么快的积累速度。

　　我1988年下海，1989年做的第一单生意——旧城改造，赚到了1000万人民币，在当时已经很可观，也因此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而且这个项目的取得也是被迫去完成的，当时大连市政府门前的一大片棚户区，政府是真想改造，但是国有企业都避之不及，只有万达咬牙坚持下来，却也恰恰因此尝到了甜头：第一，旧城改造不需要复杂的审批程序，第二，政府财政还给予了大力支持。万达也因此创下中国第一家旧城改造的企业纪录。所以，我们在大连民营企业、小的房地产公司当中率先迅速地发展起来。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房地产行业？

　　王健林：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都不能以是好的行业还是一个坏的行业来评价，房地产行业目前看来好像有些千夫所指，但我不认为这个行业就是个坏的行业；包括煤矿，现在大家都说黑矿主如何如何，那也不能说煤矿这个行业就是不好的，更重要的是看这个企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做事，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生产产品，完全取决于此。

　　所有业务都和盖房子有关

　　新京报：不少人还是有点好奇，万达是怎样做成国内领先的电影院线的？

　　王健林：其实我做百货与做电影院线，都是被逼上梁山。与上海广电及全球传媒大腕华纳的合作双双失利的时候，万达已经有十来家电影院在建着呢，你说国企不干了，外资不行了，逼着我们把大概有十二家电影院自己接过来，我当时就跟大家说，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自己摸索着做呗，结果一不小心做成了大产业。

　　百货也是这样，合作渠道的不通畅给我们很大的刺激。我当时就跟大家分析了，如果不解决百货，就变成了万达商业地产发展的短板。我有资金，有发展的能力，有地，但是因为百货店不能进入，就直接决定了万达广场商业的命运。所以再一次被逼上梁山。

　　新京报：其实早在前两年，人们发现万达集团开始有一些明显的变化，除了商业模式的升级，企业气质也开始有了转型。作为掌舵人，您将会把万达集团带向何方？

　　王健林：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有误解，因为我们的多元化和别人不一样。我们的多元化有一个特点，叫相关多元化，我们所有涉及的产业都和地产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无边无沿的扩张。建旅游度假区、建商业中心、建酒店、建电影院线、百货等等，起码前面盖房子这一块，都我们自己做了。

　　开始做百货、做电影院线，是想支持商业地产的核心主业快速扩张，包括现在做的旅游和度假，都只是商业地产的丰富和延伸。而商业地产做得再好，老是觉得成就感、历史感差一点，我们希望做一个历史上更站得住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做实验，比如武汉的中央文化区、长白山度假区。

　　储备现金流筹谋“过冬”

　　新京报：提到房地产市场现状，对现在调控之下的市场反映出的种种迹象，您个人有何看法，对明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行业发展的趋势有何预期？

　　王健林：我对今后两年的市场确实不看好，我认为明年比今年更困难。因为2012年不完全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主动调控的问题，现在发展速度下来了，经济运行困难了，有专家会说这是我们主动调控的结果，有意识放慢速度，但明年完全不是这个情况，明年已经不是我们能够主动操控全球的经济形势。这实际上是上一次金融危机的深化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现在叫深度反应，还不是二次探底，是危机的深化。

　　新京报：对于明年的发展，万达有怎样的策略？

　　王健林：基于对明年形势的判断，公司内部已经有所准备，今年已经适当降低发展速度，储备现金流来应对明年可能到来的大幅下滑。

　　投资的减速在2011年是反映不出来的，在下半年国家开始收紧货币，但是很多投资企业是在2009年、2010年买的地，无论如何项目都要完成，只能继续，投资增速还是比较高的，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还在30%以上，房地产还保持了30%多的增长速度。但是，随着货币政策收紧和宏观调控的深度影响，明年的投资会比今年大幅度下滑。

　　分配结构失衡亟待解决

　　新京报：有人认为明年的货币政策可能会适度放松，您如何判断？

　　王健林：我觉得明年的货币政策肯定会比现在适度放松，但不是宽松。但是现在结构没有调整好，货币政策面临着多难的选择，还不只是两难。放开吧，又回去了，所有调控成果白费了。国家公布房价环比每年增幅都在9%-10%左右，放开万一反弹到20%，房价再蹦一个高，又把这两年调控的空间都补涨回来。所以会很难，现在的宏观经济走向不是单一的货币政策能够决定的，它需要配套实现。综合各种因素，我基本可以断定，明年的经济形势，包括企业经营都将更加困难。

　　新京报：但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你怎么看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

　　王健林：温总理有一句话：“中国十几亿人，什么事加起来，数都是个大数；但是正因为13亿，什么数平均下来，也都是一个小数。”所以我觉得所谓第二大经济体，只是一个量的概念，不是质的概念，很难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强国，只是量稍微大点，人均GDP一直都是中下游。

　　此外，在经济总量中，发展也极度不平衡，首先，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第二，在整个经济总量的增长当中，老百姓所获得的收入，同比增幅还不高。国民收入比重从改革初期的百分之六十几已经下降到现在百分之三十几。虽然老百姓工资的绝对量在增加，但是相对的比例始终是在下降的。不完全是二次、三次分配制度的问题，第一次分配就没做好。就是工资、劳动者收入在一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太低，所以十七大就提出了两个提高：提高国民收入在经济总量当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收入在分配中的比重。但是都需要落实。

　　新京报：那在你看来，对于这个问题，下一步该如何解决？

　　王健林：我觉得下一步，政府要做的工作就是，怎样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改革发展的成果真正首先回馈百姓。

　　十五大就提出来要结构调整，现在马上开十八大了。十五年了，提出产业结构调整似乎十四年了。反过来，投资和出口在GDP当中的比重进一步加大，所以中国经济发展所积累的症结，不是一年两年能够治好的。

　　“十一五”，有三项指标没有完成，除了环保指标和另外一个指标，就是消费所占的比重，原来制定的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没有完成。所以说，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谈何容易啊，它是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