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城市”这一概念从数年之前的异军突起，到争相效仿乃至红遍大江南北，最近突然开始被批判甚至被唾弃。倏忽之间，沧海竟变为桑田。即使以中国人的历史观，这变化也显过于突兀和茫然。

    从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上，我们即被告知，至少从老子的《道德经》上，就已经具备了朴素的辩证法特性，但2000多年的文化浸润，似乎我们只学会了非此即彼的矛盾对立，始终不曾接受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转化与包容精神。我们的历史观如此，对人的看法更是如此。无论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还是“一人犯罪，诛灭九族”，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某官员在位，无论其如何经营城市，都是一片阿谀赞誉之声，在GDP领衔的政绩考核制度之下，卖地生财、房价地价交替上涨都成为“一俊遮百丑”的辉煌面具。而一位官员的成功运作，更是被一边倒的媒体肆意吹捧，俨然成为“新科救世主”，其运作模式被迅速推介而后克隆，从而衍生出无数的城市畸胎，贻害百年。

    在经营城市之风的蔓延和泛滥过程中，这种思想乃至由这种思想所构成的社会氛围起到了关键的媒介作用。如今，在对某些官员的施政进行清算，在对经营城市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的舆论氛围同样在扮演着“痛打落水狗”的角色。

    很明显，无论是当初的一片叫好，还是如今的全面否定，都不是一个理性的思考过程。不管是因为经营城市而政绩斐然，还是因经营城市而翻身落马，经营城市都不过是一种管理工具，工具本身无所谓对与错，错误的只是使用的方法、使用的地点和使用的程度。

    抛开人的因素，从现实的角度看，当初经营城市之所以风靡一时，无非是来自于其对城市土地的简单经营，卖地生财解决了地方财政的难题。实行分税制以后，地方政府事权愈多而财权愈少，作为超过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50%以上的卖地收益，就成了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可支配收入”。可以说，分税制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卖地财政”，而卖地财政又推动了房价和地价的双双上涨，并滋生了大量的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

    但是，土地毕竟是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在中央重拳打击腐败和进行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曾经饮鸩止渴的土地财政难以为继，以卖地为主要内容的所谓“经营城市”不得不面临反思。反思是应该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的反思，很大程度上是“被逼的”。这种批判显得缺乏理性，盲目的批判中纠缠了太多的怨气和“表态”成分，令人怀疑某些地方政府的反思和批判无非是换一条“生财之道”而已。

    如果我们理性地看待经营城市本身，就会发现经营城市决不仅仅是卖地生财这么简单粗暴。所谓经营城市，无非是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城市价值的最大化。这是任何一个体制下，任何一个城市的管理者所必须承担的职责。在中国的现实中，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的经济职能，关注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未来远景，将是中国的城市管理者的长期课题。中国的现实，决定了城市的管理者就是天然的城市经营者，其对所辖城市的发展负有直接责任。

    因此，经营城市的本质应该是通过对城市资源的整合，提升城市价值的过程。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一起通过土地运营，使城市土地、物业升值，并以此带来城市收益，也是一种经营城市的行为。这种运作方式的缺陷在于地产商和地方政府从中受益，居民和业主名义财富增加，但这种短期行为迅速抬高了城市要素供应的价格，使百姓消费大受影响。百姓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城市长期竞争力下降，损害城市环境，不能可持续发展，更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

    但是，这既是目前经营城市的主要方面，也仅仅是经营城市的低级阶段。更高级的阶段则包括通过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建设，通过挖掘城市本身的内涵，提升城市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形成城市特色，获得本地居民和旅游者、投资者、科教人士、高端人才的认可，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在这方面，丽江可算是目前最成功的一个案例，遗憾的是，这样的案例还比较少。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地方政府更热衷于短期行为的卖地生财而不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的事权和财权的分配模式，决定了地方政府必须努力寻找新的生财之道，以弥补财政支付的不足；地方官员的任期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的选择必然倾向于能迅速见到成效的短期行为；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也决定了地方政府更热衷于形象工程和GDP数字……这些原因加上地方政府对城市土地的绝对控制权，导致大多数地方政府非常合理地选择土地运营作为所谓“经营城市”的惟一方向，这一选择，“使用简单，周期短，见效快”。

    在制度经济学已泛滥为显学的今天，制度对行为的影响被广泛重视，而对人类，包括官员本身的行为的影响，也应该从行为本身走开，去分析其所处的具体环境。这样做，不是为了开脱其罪错，而是力争从根本上铲除这种行为滋生的土壤。